根据世界 劳工组织数据，当前全球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水平 ，但在人工智能（AI）技术变革中 ，就业冲击始终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如何应对尚不明晰的未来？在2026外滩年会期间，“未雨绸缪”是专家们能给出的观点公约数 ，而在具体应对举措上 ，壮大服务业、调整税收制度安排等，都是讨论中的政策工具。
“现在人人都在讲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。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 ，迄今为止宏观数据上还看不到人工智能造成了就业冲击 。 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指出。不过 ，在微观环节，招聘数据显示 ，编程岗位需招新人数量有所减少 、部分雇主也开始观望——既不裁人也不招人……因此 ，当前的就业情况更像是“短暂的安静期 ” 。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 、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代理主任马克·皮尔逊从调查数据佐证“就业末日还很远”：针对14个国家8000家雇主的调查显示，在已经采用人工智能的雇主中 ，只有11%削减了就业 ，在削减岗位的雇主中，仅9%因人工智能而减少就业 。也就是说，在所有采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里 ，大约只有1%到2%说自己因为人工智能而减员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、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也指出 ，AI对就业的影响是存在的，主要集中在部分知识性 、重复性 、确定性办公岗位上 ，但近来 问题并不算严重 。
“J ”型曲线是斯坦福大学的埃里克·布林约尔松等学者提出的 ，主要描述的是AI对生产力的影响：在初期，企业为适应新技术而投入巨大成本 ，甚至可能导致生产率暂时下降 ，只有在跨越某个“临界点 ”后，生产率才会开始加速增长 。
蔡昉借用这一研究说明“未雨绸缪”的重要性。“我们今天看到的、发生的 ，根本不是明天的东西；今天去计算哪些岗位 、哪些工作有很高的暴露度 ，也都只是今天而已，我们没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 。从这个意义上说 ，当前做好政策准备 ，在制度层面搭建应对平台显然更加重要 。 ”蔡昉强调。
他认为，政策干预应着眼于共同目标 、共同手段，对此 ，他提到了四个方面：促进人工智能平权、引导好人工智能 、超前培育部分行业 、着力解决当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以此应对未来AI造成的就业冲击 。
其中 ，可以“超前培育 ”的行业是那些需求弹性大、但近来 劳动生产率看起来较低的，比如服务业 。蔡昉认为 ，让产业发展 、岗位创造 ，以及人的就业 、收入，与个体的劳动生产率适度脱钩 ，将是未来的方向 ，也是回答“人类去往何处”的问题；同时，这也是防止就业冲击的缓冲器、防火墙。
“新的需求、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岗位 ，都来自于人的全面发展。 ”蔡昉称 。
对于这一观点 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都阳进一步解释指出，这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 ，鲍莫尔效应也许不再是“鲍莫尔病 ” ，而是人们分享人工智能生产率成果的一种方式 。
“从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来讲，是积极的。”江小涓强调，政府部门鼓励AI创造新的岗位 ，这在部分领域已有明显表现 。
她举例指出：影视制作行业就业人数从原来的130万人减到70万人 ，因为很多环节可以用AI来做；但与此同时，新行业出现并蓬勃发展——短剧行业吸纳了100万以上的新就业人数 。因此 ，这个行业的总就业其实是增加的 ，而且是平权式增加：它没有把就业和收入都给到头部影视公司，而是让很多年轻人可以参与制作大概只有1万人 、几千人看的短剧 ，也能有收入。
她建议 ，国家整体的税收制度安排，应该更偏向那些能够多用人的企业 。因为在AI时代 ，用设备替代人是会自动发生的 ，而政府应该在税收制度上更多鼓励企业用人，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安排 。“我们现有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多投资 ，但主要是鼓励设备投资——增值税退税就是鼓励多买设备 ，这对鼓励生产是有效的；但对于多雇佣人的企业，没有特别的制度化安排。 ”
（文章来源：证券时报）
